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涵义宽泛的术语，用来评说地球上特定区域生物地理群落或生态系统的状况。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现与深化研究的过程。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介绍了迪庆的生物多样性：迪庆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与发现、迪庆生物多样性及特点、迪庆生物多样性的主要贡献、迪庆的民族文化、正确理解与把握迪庆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开发可能给迪庆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迪庆的生物多样主要表现在它的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植物群落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及生物学过程的多样性方面；迪庆生物多样性的背景条件是地质历史的复杂性、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迪庆生物多样性的特点是它的原始性、特有性和受外来物种侵扰程度低等方面。迪庆的生物多样性是当地原著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迪庆的原著民族长期与迪庆的生物多样性共生共存，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化和经济的急速增长，正在打破这种平衡和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并给民族文化带来冲击和压力。提前预见这种变化并采取相应措施，可以减轻或减缓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生物多样性概说

　　生物多样性这一术语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它从一个专业性术语上升为一个政治性术语，或又沦为一个普通名词，逐渐为专家、领导及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其涵义非常宽泛，从它所包涵的生物类群来讲，小到单细胞生物甚至DNA片段，大到植物群落、高等级的植被类型甚至生态系统类型；从它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来讲，可以小到地球表面特定的地理单元，也可以大到整个地球表面。当我们谈及生物多样性时，多少要把上述两者相互联系。因此，生物多样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地球上特定区域生物地理群落或生态系统的状况。即：   生物类群+地理环境。在有人类的地方应该是：生物类群+地理环境+民族文化。

　　但是如何更深入的理解生物多样性呢？众多的专家学者把它归结在物种和物种的遗传物质基础、群落及生态系统等3-4个水平层次上来理解，即生物的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群落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及生物学过程的多样性。如果说生物的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群落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是一些相对静态的可以描述的指标，那么生物学过程的多样性则是一些动态的和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与思考才能描述准确的问题。如何更好的理解生物学过程的多样性呢？我认为同样需要在相应的水平层次上来理解。在物种的遗传物质基础水平上，众多的分子生物学家在研究遗传变异的规律；在物种水平上，专家学者在研究物种的生长发育规律；在群落水平上，大家又在观察与思考群落的动态变化、演化方向等方面的规律；而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生态学家则在思考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及其中的变化过程等规律。千百年来，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普通劳动人民，他们所付出的对生物及自然界的认识和探索使现代的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达到了现在的历史高度和水平。

　　虽然我们现在还欠缺对迪庆生物多样性的全方位的认识与把握，但是，系统性的整理及研究迪庆的生物多样性，将十分有助于迪庆人民加深自身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与理解，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可持续性的开发利用这些天赋宝藏，以及保存生物多样性这种迪庆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物质基础，为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由于作者学识水平及时间精力限制，本文仅能做些粗略的概括总结，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希望众多的中外学者及当地专家能够投身到加深对迪庆的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过程中。

　　二、迪庆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历程

　　对迪庆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始终是当地劳动人民和专家学者对迪庆自然界的认知和探索过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古代、近现代两个时期。古代时期，主要是当地原著民族和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出于生产生活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交流和积累起来的对当地动植物物种、生态系统的利用技巧、知识与经验。近现代时期，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国内外植物寻猎者及专家学者，开始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动植物标本、样品及种子采集，分类及引种繁育研究。终于使世界认识到迪庆所处的滇西北地区是世界“观赏园艺植物大本营”。特别到了现代，迪庆具有的高度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资源条件得到普遍认识，这一地区很快成为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开展科研考察和研究样品采集最方便、最频繁的场所。吸引了众多的植物学、动物学、真菌学、地学、保护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专家到迪庆开展科研考察及研究工作。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保护组织及基金会则支持和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加快了对迪庆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进程。

　　（一）当地物种知识的认识与发现

　　1 原著民族对当地野生动植物的认识与利用

　　早在国内外专家学者进入这一地区开展考察研究之前，当地原著民族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利用当地动植物及生态系统的技巧、知识及经验，大多以口传形授的方式传承下来，融入其民族文化当中，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论及迪庆的生物多样性，才不能不涉及迪庆的民族文化。

　　并不是受过现代科学知识训练的动植物学家才懂得识别动植物，知道这些动植物的习性、用途等相关知识。迪庆境内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汉族等民族，长期与周边的野生动植物相处，建立了各自的命名体系和积累了这些物种资源的知识与利用经验。2003年在冈且河考察时，一位藏族老人一口气说出了很多种植物的当地藏名，如黄阳－达翁，帽斗栎－笔伏，卷柏－腊翁，女贞－卡该，天南星－毒瓦，苦刺花－侧那，云杉－农那，冷杉－农阶，等40余种植物名称。在维西巴迪乡阿尺打嘎村调查时，护林员向导郭礼光就像一部活字典，对沿途所见的植物如数家珍。如滇藏木兰－四拉挂（花蕾泡酒喝，治风湿、关节疼痛），云南松－托子，华山松－托双，滇青冈－说跨子，云南黄果冷杉－哼路普（木材解房头板），红豆衫－说米尼，八月瓜藤－四拉翁（果可食），蒲公英－盐去沃（猪食），荨麻－尼普子（做麻布衣裳），红果树－国我觉尼（树枝做斧头把），光叶珙桐－见密俗布（果可食），等等。遇到这种情况，正是专家们向当地人民学习传统知识的大好时机。

　　虫楼为著名云南百药的主要原料，近年来其它地方由于大量采挖资源日趋枯竭。维西阿尺打嘎村的傈僳族老百姓，在采挖虫楼块茎的同时，将虫楼块茎的一小段及须根重新埋入土中，保证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虫楼可供采挖，做到了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近代国外学者对迪庆动植物物种的采集与发现

　　最早深入“三江并流”地区采集植物者是法国传教士兼植物采集者德拉维（J. M. Delavay）。他于1867年被派往广东传教。当他对植物产生兴趣之后，很快就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植物采集者。他在滇西北渡过了很多年。采集了20000余份植物标本和植物种籽送到巴黎博物馆。他的采集如此之巨大，以至于50年过后很多标本还来不及鉴定。从鉴定过的4000种德拉维采集的标本中，发现了1500个新种和大量的新属。很多植物以他的名字命名，如滇牡丹(Paeonia delavayi)、山玉兰(Magnolia delavayi)、云南桂花(Osmanthus delavayi)、马缨花杜鹃(Rhododendron delavayi)。其后又有法国传教士叔里欧（J. A. Soulie），他于1886年起在德钦与贡山交界一带进行采集活动，采集了7000余号干标本送到巴黎博物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植物有紫花百合(Lilium souliei)、白碗杜鹃花(Rhododendron souliei)等种类。1893年—1895年，神父孟培伊（J.-T. Monbeig）在维西一带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

　　让英国人感到骄傲的是英国著名采集员乔治· 傅利斯（G. Forrest）。在1904年—1931年的27年间，他7次深入这一地区，除了采集大量的植物标本用于研究外，还先后采走了上千种名花种苗到英国栽培。1911年—1926年间，英国人F. K. Ward也先后3次进入德钦，在卡瓦格博雪山和白马雪山附近地区采集，也采走了大量的名花种苗。

　　1914—1916年，著名奥地利植物分类学家韩•马泽（F. H. Handel-Mazzetti）两次到滇川藏交界区考察采集植物。成为当时研究中国植物的权威专家。

　　在1922-1949年间，美国人约瑟夫•洛克（J. F. Rock）以丽江为根据地，在滇川藏交界区考察、采集植物标本、种子，从事摄影和研究民俗。

　　3 近现代国内学者对迪庆动植物物种的采集与发现

　　自1932年起，我国植物学界先后有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冯国楣、秦仁昌等老一辈植物学家深入到这一地区采集植物标本，其中以冯国楣先生采集积累的植物标本尤为丰富巨大，为国内外植物学者研究及了解这一地区的植物区系状况积累了宝贵的材料。

　　解放后又有更多的植物工作者到这一地区考察、采集。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牵头，对横断山区的动植物、植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察。出版了《青藏高原自然科学综合考察报告》等一系列科学成果资料。加深了专家学者对这一地区的认识。

　　自1962年起，云南省药检所杨竞生教授进入迪庆州调查藏药，1987年，他与迪庆著名藏医初称江措活佛共同编著了《迪庆藏药》，收集藏医常用植物、动物、矿物药材600条。对药物的名称、效用、来源植物、成分及药理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整理及描述。

　　1986年，由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朱维明教授牵头，开展了迪庆州香料植物资源调查，调查到迪庆州产香料植物19科，42属，98种。

　　滇金丝猴是幸存于迪庆的珍稀濒危物种之一。1890年冬，法国人索利、彼尔特在德钦县采到滇金丝猴的7个标本，并将头骨和皮张送往巴黎博物馆珍藏。1897年法国动物学家对这一物种作了科学描述，正式命名为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在以后的70余年的时间里，没有关于滇金丝猴的报道，直到1962年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彭鸿绶教授等在德钦县买得几张滇金丝猴皮，才证实了它的存在。滇金丝猴没有从地球上灭绝，全赖于他们栖息在交通极为不便、人迹罕至的高寒原始云冷杉林深处。滇金丝猴的重新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动物学家的广泛关注。我国动物学研究人员经过多年实地考察，基本查清了它们的分布地区和种群数量，得出了“仅分布于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的云岭地带，即北端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起，南下到云南省德钦县、维西县的局部地区，现存总数不超过2000只”的结论。

　　4 现代当地学者对迪庆植物物种的采集与发现

　　当地学者对迪庆生物多样性条件的调查及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1986－1987年，由迪庆州计委委托迪庆州医药公司牵头，开展了“迪庆藏族自治州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普查到药用植物160科867种，药用动物68科90种，药用矿物9种，加工类3中，共969种。

　　1987－1991年，迪庆州科委支持，由笔者主持完成了“迪庆州野生花卉资源普查”，撰写了《迪庆州野生花卉资源普查报告》，普查到迪庆州有野生观赏植物106科，312属，1578种。与杨亲二博士合作发表了迪庆乌头属新分类群。1993年，出版了《中国云南横断山野生花卉》，选载迪庆的野生花卉园艺植物419种。1991－1994年，笔者完成了《迪庆州蕨类植物区系地理研究》论文，报道了迪庆州产的蕨类植物30科，71属，330种。2000年，受迪庆州林业局委托，承担完成了“迪庆州9个目的物种的调查任务”，撰写了《迪庆藏族自治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报告》，通过验收。

　　2002－2003年，由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支持，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承担完成了“香格里拉大峡谷区域植物植被考察”；2003－2004年，完成了“德钦卡瓦格博雪山项目区德重要植物调查”和“香格里拉县尼汝景区的植物植被调查”野外工作。2002－2003年，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支持，正在开展“维西此角莫西山植物资源调查”。

　　根据潘发生先生对《云南种子植物名录》及有关文献所做统计，迪庆州有种子植物187科，1003属，4600种。加上蕨类植物，迪庆州有高等植物217科，1074属，4930种。由于不断有迪庆州产的新分类群、云南及迪庆分布新记录植物种类被发祥和报道，官方的统计数字是迪庆州有高等植物5000种。

　　（二）     对迪庆植物群落的认识与发现

　　迪庆所处的横断山区，是中国气候带和生物带谱十分明晰并保存得相当完整的地区。植被垂直分带明显，植物群落多样。长期以来缺少系统全面的植物群落调查、描述及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科院等单位组织横断山考察，刘伦辉、李文华等专家教授对这一地区的植被分布及规律进行了一些探讨。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金振洲教授和他的研究助手于1984年在中甸高原开展过一些植物群落调查，积累的资料部分见于1987年出版的《云南植被》。进入90年代及21世纪初，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应云南省人民政府邀请，进入滇西北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欧晓昆教授等人承担了德钦卡瓦格博雪山地区植被绘图的工作，开展了相关调查研究。

　　2002年，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承担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委托的“香格里拉大峡谷区域植物植被考察”，调查参照美国国家陆地植被分类系统，结合迪庆植被状况，建立了香格里拉大峡谷区域的植被分类体系，在群系纲、群系亚纲、群系组和群丛组水平上分别识别出6、13、41、82个植物群落类型。描述了一些新的植物群落类型。2003 年，笔者参加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高山生态学博士木瑞丽（Renee Muller）牵头的滇西北高山复合体研究项目，也采用了美国国家陆地植被分类系统，调查到45个群丛组。迪庆州尚有一些区域未开展过植被调查，一些新的植物群落类型还有待描述和深入研究。

　　（三）对迪庆生态系统类型的认识与划分

　　迪庆的生态系统类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6个类型：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亚高山湿地生态系统、干旱河谷灌丛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农田-村落生态系统，等类型。

　　1、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

　　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分布在森林树木线以上的上部高山地带，海拔从南向北渐次升高，范围3900~5000 米。该生态系统包括了几种大的植被类型，从群系纲水平上看，有灌丛、矮灌丛、草本植被、稀疏植被和非维管束植被五大类型；在群丛组水平上就更多，目前发现的就有37个群丛组，如峨眉蔷薇-小檗-高山柏灌丛群丛组、樱草杜鹃-金黄杜鹃矮灌丛群丛组、珠芽蓼-楔叶萎陵菜草甸群丛组、水母雪兔子-革叶兔耳草稀疏植被群丛组，等等。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包含的植被类型造就了多样化的景观，其植物群落随季节变化呈现出不同外貌，风景优美，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和旅游景观价值。

　　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对迪庆人民特别是藏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和作用重大。首先，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是藏民主要的放牧场所，藏民们于夏季时节在该地带放牧牦牛、犏牛、绵羊以获得酥油、奶烙等生活必须品。其次，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是当地藏民采集野生生物资源、获取经济收入的重要场所。当地藏民从每年的6月份开始在此区域采集冬虫夏草、贝母（卷叶贝母和梭砂贝母）、雪莲花、红景天及各种藏药植物以换取盐、茶、粮食等生活用品。

　　如此多样化的植物群落，集中分布在该生态系统中，形成了镶嵌交错的植物群落分布格局。多数的植物群落类型，由于受环境因素的制约，分布面积不大，人为活动干扰也较少，其植物群落的多样性也较高。其次，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地处高山地带高寒层，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极其脆弱，植物生长及生物量积累缓慢，容易受到人类经济开发活动的影响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一旦遭受破坏，难以在短时间恢复，如果人为活动干扰超过其脆弱的环境容量，系统将会恶化并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2、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分布面积广大，范围相对较宽，大致从海拔1500～4200 m之间的广大山地均有分布。从群系纲水平上看，主要有森林和面积较小的灌丛、草本植被。在群丛组水平上，现在已知的森林群落就有42个群丛组，如云南松林群从组、滇青冈栎林群从组、干香柏林群丛组、急尖长苞冷杉林群丛组、灰背栎林群丛组、黄果冷杉林群丛组、华山松林群丛组、高山松林群丛组、长穗高山栎林群丛组、响叶杨林林群丛组、糙皮桦林群丛组等；灌丛植被的代表如岩桦灌丛群丛组；草本植被有西南鸢尾草地群丛组、单叶波罗花草地群丛组，等等。

　　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是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它同时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为人类产生活提供重要的物质资源和发挥重要的生态功能，为当地居民提供（1）定居的场所及（2）建房及建筑用材，以及（3）野生生物如药材、食用真菌（松茸、鸡油菌、灰离褶伞）等生活资源，同时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1）生息繁衍的场所及（2）动物的食物来源，并具有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调节长江下游水量等重要生态功能。

　　容易遭受到的威胁有：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商业性的森林采伐。

　　3、亚高山湿地生态系统

　　亚高山湿地生态系统嵌合在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当中，面积不大，代表性区域有：香格里拉县的纳帕海、碧塔海，维西县的攀天阁等地，以及迪庆大大小小的亚高山湖泊及其周围。主要植被及植物群落类型为多年生禾草植被、多年生非禾草植被、多年生禾草-非禾草植被，及水生植被。

　　该生态系统为野生鸟类提供了重要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为鱼类、两栖爬行类提供了珍贵的淡水环境，为大型哺乳动物提供了淡水，当地藏民也在其中放牧。

　　4、河谷灌丛生态系统

　　河谷灌丛生态系统在水平上开始出现于德钦县燕门乡尼通村以北的澜沧江流域，在金沙江流域开始出现在香格里拉县五境乡吉仁河以北地区。在海拔上开始出现在2000米以上的河谷下部地段。越往北干旱河谷的下部树线越高。在东旺河流域，开始出现在海拔3200米以下阳坡地段。即越是干旱的区域，河谷灌丛生态系统的表现面积越大。在群系纲水平上，该生态系统主要由灌丛和矮灌丛植被构成，此外，还有面积不大的农田草本植被。灌丛植被中，目前已知的有9个群丛组，如小叶牡荆-羊蹄甲灌丛、滇虎榛/帚菊灌丛群丛组、羊蹄甲-迎春花灌丛群丛、小叶牡荆-华南小石积群丛组，等等。帚菊-羊茅矮灌丛群丛组为矮灌丛植被的代表，发育在干旱河谷台地上。草本植被更多地是处于灌丛及矮灌丛植被下层，由于植物群落识别和描述方面的原因，没有很好的显示出来。实际上，河谷灌丛/矮灌丛植物群落中的草本层盖度约在20-50%不等，为当地畜牧业发展也提供了一定基础。

　　河谷灌丛生态系统由于气候相对温和，适宜居住，是迪庆藏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域。藏民族通过在河谷台地、河流的冲积扇上建造村落，改良土壤，种植果树及农作物，形成了有绿树掩映的农田生态系统。河谷灌丛生态系统对当地藏民族生产生活最大的贡献之一是相对优越的气候资源，利用这种暖热的气候资源，可以种植庄稼、栽种果树；其次，河谷灌丛植被适宜放牧山羊；第三，河谷灌丛生态系统中有可供利用的野生生物资源如香料植物等。

　　河谷灌丛生态系统的植物群落类型也较丰富和独特，对特有类型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建议保护的群落有：滇虎榛/小叶帚菊灌丛群丛组。该生态系统容易遭受的威胁主要有：过度放牧、水土流失。

　　5、河流生态系统

　　迪庆的河流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了金沙江和澜沧江水系的主流、及1、2、3级支流。在河流沿岸，植被类型在群系纲水平上主要有森林和灌丛两大类型，以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林及落叶灌丛为主。河岸森林类型的代表有滇杨林群从组、大果臭椿林群从组、滇青冈林群从组、尖叶木樨榄-清香木林群丛组、清香木林群丛组、干香柏林群丛组、樱-香椿-杨-漆林群丛组、德钦杨林群丛组、长穗柳林群丛组、沙棘-乌柳林群丛组；河岸冲积扇上发育的灌丛植被有苦刺花灌丛群丛组、白背柳灌丛群丛组、柽柳-柳灌丛群丛组等群落。这些植物群落的共同特点是类型较多样，但分布面积较小，容易受到自然及人为的干扰及破坏。

　　河流生态系统对迪庆地貌的形成、泥沙的搬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是淡水鱼类的庇护所，在河流水体中，生存有几种特有裂腹鱼类。

　　6、农田-村落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嵌合在森林生态系统和河谷灌丛生态系统当中，是在人为影响下形成的。虽然为迪庆人民提供了生存条件，但农田生态系统对于与之相连的自然生态系统有负面影响。开垦耕地、开凿水渠、修建公路等活动是对周围植被破坏最大的威胁因素；外来物种的引入也会对其它生态系统构成潜在威胁。

　　（四）对迪庆重要生物学过程的认识与发现

　　1、   刀耕火种

　　迪庆境内的傈僳族、彝族和藏族，都有刀耕火种的传统和习惯。刀耕火种是原著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植被、植物群落动态把握与利用的技巧与经验。在过去人口稀少的年代，刀耕火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生产方式。通过砍伐与烧荒，造成了开阔生境和积累了养分，适宜栽种一年生的作物。庄稼收获以后废弃，开辟新地块，让原地块发生植物群落的自然演替，多年后又轮回到早年开垦过的地块，让土地有恢复地力的时间。但是到了现代，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的需求增加，刀耕火种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生态学过程及变化。原著民族因此不得不放弃传统，向固定农耕方式转变。

　　2、   积肥

　　迪庆境内的汉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彝族、白族、普米族等民族，传承了农耕文明或部分的农耕文明，在固定的土地上劳作。为了保持土壤肥力及土壤的良好结构，不得不发展了积肥的方法与措施。汉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普米族，利用云南松林、高山松林的松针为积肥原料，而藏族则利用多种高山栎类的栎叶为积肥原料。方法则基本相同。利用松针积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松林、高山松林的林内结构，而不改变群落的上层结构。利用栎树叶积肥，则抑制了植物群落的高度，因此，在迪庆境内藏族村落附近的硬叶高山栎林往往沦为灌丛。化肥的使用曾经使老百姓感受了短暂的轻松，但是带来了土壤板结的问题和购买化肥的额外支出，因此，有丰富森林植被条件的迪庆人，又选择回到了传统道路。

　　3、   轮牧

　　由于意识到过度放牧对草场的破坏，迪庆的藏族人发展了高度的轮牧技巧。这种轮牧充分利用了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既满足了牲畜的胃口及对气候的适应，又让草场得以恢复。

　　4、   高山放牧的火烧控制

　　迪庆有相当区域处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迪庆藏民长期利用高山区域作为夏季放牧的重要场所。因此也发展了在高山放牧的生态技巧。如高山植物群落的火烧控制，就是通过对高山小叶杜鹃矮灌丛和混合的常绿-落叶灌丛进行焚烧，造成开阔生境和留下养分，使植物群落发生新一轮的演替，在演替初期，焚烧过的原地首先有草本植物定居，而草本植物多为牲畜可食，因此满足了放牧利用。但是由于担心造成森林火灾，几乎与天然林禁伐令颁布的同时，林业部门禁止了高山放牧的火烧控制。从多项调查的迹象表明，迪庆高山灌丛、矮灌丛植被的盖度在增加，草本植被的面积在缩小。

　　5、   迪庆干旱河谷中的“下部树线”

　　1999年，笔者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埃罗ּ萨克森（EarlSaxon）博士考察迪庆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生态时，观察到迪庆干旱河谷区域有树线存在，因此提出“下部树线”概念。之所以称之为“下部树线”，是相对于高山上部存在的树线而言。迪庆干旱河谷底部出现下部树线的生态原因是干旱河谷受“焚风效应”影响，降水少，气温高，地表蒸发强度大，造成乔木树种可利用的土壤水分少，从而限制了乔木树种长高。澜沧江流域干旱河谷下部树线起自德钦县燕门乡尼通村，向北下部树线渐高；金沙江流域河谷下部树线出现于香格里拉县五境乡吉仁河以北区域，但在虎跳峡至三江口段也出现类似现象。

　　“下部树线”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低于下部树线的大部分区域，形成了灌丛及矮灌丛植被；这种干旱河谷灌丛、矮灌丛植被的成因是植物可利用水分为主导因子限制而形成的，即自然形成的；它们不是由于历史上的人为破坏而沦为的灌丛植被。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另外一位生态学家木保山(Bob Mosley)与历史照片对比所拍摄的一些照片证实了这种解释。因此，在类似的区域种植乔木或造林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在干旱河谷区域一些平缓而土壤堆积较厚的台地、水湿条件较好的江边及河岸，可以观察到有干香柏等乔木树种生长，这证明干旱河谷中类似的地方是适合乔木树种生长的，即可以人工造林的；如果这样的地方没有发现树木，则可能是由于人为砍伐而使树木消亡所致。

　　6、   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中人工扰动产生的植物群落的“浑水效应”

　　放牧、火烧、薪柴和建房用材的砍伐与持续性消耗是迪庆高山生态系统存在的对高山植物群落影响较大的三种人工扰动类型。它们打破了植物群落分布上的有序性、层次性，产生了“浑水效应(Turbid Water Effect)”。扰动暂停或消除，可以使植物群落回归到自然演替；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内，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但是在滇西北的东北部区域，长期持续的扰动，已经使高山复合体显现青藏高原内陆植物区系贫乏的草本植被占优势的迹象。

　　7 对当地野生植物的引种驯化

　　长期与当地丰富的物种资源共存，迪庆人民逐渐从原始的狩猎采集转向引种驯化当地野生物种。维西特产的糯山药应该是当地人民成功选育和驯化的一个品种。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20余年时间里，维西野生莲瓣兰走出山谷，进入百姓家庭。维西人民不仅解决了莲瓣兰的栽培技术问题，把它从专家知识变为公众常识，而且人工选育出众多的品种。如素花系列：小雪素、白玉素、红素、鸭黄素，色花系列：黄莲瓣、红莲瓣、白莲瓣、绿莲瓣，荷瓣花系、奇花、蝶花类等品种品系。这一方面也证明了莲瓣兰这一物种本身具有丰富的遗传物质基础，即具有遗传多样性。

　　卷叶贝母鳞茎是著名中药川贝的来源之一。长期依靠采挖野生。上世纪80-90年代，在当地有关专家及技术员的努力下，掌握了它的生长繁育规律，开发了成功的栽培技术方案，现在德钦白马雪山157高原生物实验基地仍有种植。

　　迪庆虽然有物种多样性条件，但千百年来，为当地人民引种驯化的物种屈指可数。在此过程中，专家知识的参与及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尤其显得重要。自从格桑花卉公司及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野生植物繁育研究基地建立并开展工作以来，在短短的10余年间，成功驯化了以下物种：掌叶大黄、开口箭、波棱瓜、桃儿七、高亭雪山报春、多脉报春、锡金报春、大花韭、陕甘瑞香、黄花木、云南丁香、中甸角蒿、全缘叶绿绒蒿、总状绿绒蒿、三叶爬山虎、常春藤、木里韭（黄花韭）、光叶珙桐、中甸乌头、扁翅唐松草，等20余个花卉药材种类及品种。

　　迪庆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开展了云南红豆杉人工扦插育苗试验，现已在维西等地建立育苗基地。

　　三、迪庆生物多样性的成因、特点及主要贡献

　　（一）迪庆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地质历史背景

　　迪庆所处的横断山脉在古生代为一南北向的大海槽，处于海水淹没之中。到中生代印支运动主幕发生之后，横断山区的古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距今1亿多年前的侏罗至白垩纪时，由于晚期中南半岛运动影响，陆区范围扩大。到白垩纪，滇西盆地的海水已基本退出。燕山运动第四幕之后，晚白垩世-早第三纪，海水全部退出了横断山区。到距今300万年前的第三纪末，是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强烈时期，此时古地中海消失，印度大陆板块已经与亚洲南部相连，横断山区同整个青藏高原一起强烈抬升，基本奠定了本区的自然面貌。第四纪的更新世是世界范围内的冰期时代。据一些人的研究，第四纪以来本区域曾经历有4次冰期。在冰期、间冰期的气候转变过程中，一方面引起河流和泥砂的改变，河流发生下切，堆积再下切，最终便形成了今天这种雪岭逶迤、江河蜿蜒的地理格局；一方面也引起气候的冷暖变化，促进了植物群进退、升降的演变。

　　在如此复杂的地质历史背景影响下，迪庆生物类群经历了以下历史性巨变：

　　1 晚第三纪，是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强烈时期，也是横断山脉跟随青藏高原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在横断山脉随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中，适应各种气候类型的生物类群在此区域汇聚。发生了两种相反的情形：其一，生物类群内部由于各种机制的影响发生融会与分化，导致新类群的产生；其二，有些类群适应不了这种环境巨变，导致灭绝，从发现的化石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2 第四纪以来本区域曾经历有4次冰期。在冰期-间冰期的气候转变过程中，也促进了生物群进退、升降的变化，以及灭绝与发生的演变。

　　迪庆州在地质构造上处于三江印支褶皱系弧形转弯受急剧挤压而变窄的部位，地质构造十分复杂，新构造运动活跃。本区内地层发育较全，除白垩系外(暂未发现)寒武系至第四系均有分布。区内岩浆活动频繁，岩石类型复杂，岩浆岩出露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其中火山岩出露面积1500平方公里，深成岩出露面积500平方公里。岩石的旋回质作用十分显著。在火成岩和灰岩地区岩石裸露、崩塌和岩屑泻流作用强烈，往往形成悬崖峭壁和倒石碓；而在片岩、千枚岩及板岩分布地区则以滑坡及片状冲刷等形式活动，谷坡比较破碎；在宽谷段有明显的3—4级阶地。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多样化的植物及植物群落定居创造了多样化的生态环境。

　　迪庆的生物多样性可以归结为地质历史的复杂性和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二）迪庆生物多样性的特点

　　迪庆生物多样性的特点表现在它的丰富性、原始性、特有性和受外来物种侵扰程度低等方面。

　　迄今，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条件及迪庆生物多样性的特点还难以为专家学者所充分认识与把握。但是一些相关的研究与发现逐步为我们认识迪庆生物多样性的状况以及迪庆生物多样性的特点提供了依据。譬如还不断有动植新分类群、新分布物种及新植物群落的发现与报道，表明迪庆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性；对生物学过程的探究才刚刚开始，更多的生物学过程与规律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相较而言，迪庆是云南植被覆盖率最好的地区之一，迪庆境内的植被及植物群落多为天然、半天然类型，除了农田村落及经济果木林，较少有人工植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迪庆植被的原始性。

　　众多专家在分析迪庆动植物区系的特有比例时发现，迪庆物种的特有程度高。如迪庆蕨类植物种的分布区成分主要有两大类型：中国特有及中国-喜马拉雅成分，两大成分分别占40.1%和28.4%；中国特有成分中又主要为滇川藏横断山区特有及横断山区与其它地区共有成分。

　　与云南其他地方相较，迪庆的自然生态系统至今还未受到外来物种明显入侵的痕迹及影响。在云南中部普遍的紫茎泽兰已经进入丽江、大理、怒江等邻近地州，但未发现于迪庆。

　　（三）迪庆生物多样性的主要贡献

　　迪庆的生物多样性是当地原著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迪庆人民长期与当地的生物资源共处，发现和认识了当地动植物资源的众多用途。当地人民采集多种野生蔬菜、菌类、野生药用植物、香料、染料等为自己生活所用。如竹叶菜、半夏、松茸、冬虫夏草、羊肚菌、山草果、山胡椒、雪茶、雪莲花、虫楼等种。其建房及薪柴直接取自于周围植被。当地这些传统知识同样受惠于世界人民。

　　迪庆所处的横断山区被誉为“观赏园艺植物大本营”，早已对欧洲园林做出巨大贡献。迪庆州维西县的光叶珙桐早年就被传教士引种到法国栽培，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时才知道这种珍奇树种原产于迪庆。欧洲庭园普遍种植的世界名花杜鹃、报春、龙胆、绿绒蒿等，原产于这一地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园林园艺及育种机构的人员又大量涌入迪庆，如饥似渴地采集各类名花种子。

　　这一地区是科学家开展植物标本、种子、分子生物学样品、细胞学样品、药学样品、植物化学样品等采集的方便场所；是研究地学、生态学、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地区。

　　四、           迪庆的民族文化

　　在迪庆原始荒芜、人迹罕至的地区，生态学过程基本上顺应自然的节律而发生。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的侵入及活动，这种原发性的自然生态过程就被加以改变或被修饰。因此，要认识及理解迪庆一些重要的生态学现象及过程不能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及原著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传统习惯。

　　1 藏族

　　迪庆藏族人口9万余人，主要居住在迪庆州北部河谷底部、中山、亚高山地带及高原坝区。迪庆藏族长期与当地自然环境相互适应，发展了独特的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立体地利用了迪庆的地形、气候、及动植物资源。迪庆藏族既传承了游牧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经验，又吸收了农耕民族及其部族的农耕经验，也还沿袭了狩猎采集部族的一些生活方式。从生活必需品的获取方面，依靠放牧和农耕，而在增加家庭额外收入方面，也从事一些采集野生植物、野生菌类等活动。长期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条件共生共存，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掌握及发展了藏医药的理论知识与技巧，服务于当地百姓。迪庆藏族信仰本教及藏传佛教。受本教中万物有灵观念及佛教中轮换观念的影响，藏族人尊崇自然，不轻易杀生，能够长期与自然和谐共处。

　　2 傈僳族

　　迪庆傈僳族人口8万余人，主要居住在澜沧江、金沙江流域海拔2400-2800米的中山地带，从事农业和药材种植，善狩猎。迪庆傈僳族善于利用中山的地理及气候环境，基本的生活资料从农业生产中获得，额外的收入依靠采集野生药材、烧炭等活动补充，贫困地区依靠国家救济。部分人信仰天主教。

　　3 纳西族

　　迪庆纳西族人口4万余人，散居于金沙江、澜沧江流域河谷底部，中山平坝区，主要从事农业，利用低山环境和植被，积肥原料、薪柴、建房用材主要从云南松林中获得，也采集一些野生植物及菌类。

　　4 彝族

　　迪庆彝族人口近1万人，居住于本州南部山地，现从事农耕、放牧及采集生活。迪庆彝族利用中山及高山环境，从事农耕及放牧。历史上，其耕作方式主要是刀耕火种，近年来，受国家政策调控，趋于定居。

　　5 汉族

　　迪庆汉族人口5万余人，居住于本州南部金沙江、澜沧江流域河谷下部，从事农耕、商业、手工业和矿业。汉族的迁入在农耕、手工业、矿业及文教等方面影响到了当地的其他原著民族。

　　五、正确理解与把握迪庆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开发可能给迪庆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

　　迪庆的原著民族长期与迪庆的生物多样性共生共存，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化和经济的急速增长，正在打破这种平衡和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并给民族文化带来冲击和压力。提前预见这种变化并采取相应措施，可以减轻或减缓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和经济增长，给迪庆人民及迪庆的生态带来也一些压力，主要表现在：

　　1 当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及文化生活需要，加速了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消耗。如耕地面积扩大，对野生生物资源采集加重，薪柴及建房用材的消耗增加，等等方面。

　　2 一些大的工程项目陆续上马，如公路的修筑、水电站的修建、矿山开采及旅游开发等等，正在打破昔日的宁静，造成生态环境的片断化、破碎化，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及丧失，造成泥沙沉积、鱼类洄游困难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面对现代社会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迪庆人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认识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为迪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保留下良好的生态基础。

　　参考文献：

　　1. 吴征镒主编. 1984.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上、下册.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 方震东. 1999. 云南迪庆州蕨类植物区系地理研究. 纪念秦仁昌论文集.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3. 杨竞生, 初称江措. 1987, 1989. 迪庆藏药, 上, 下册.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4. 云南植被编写组. 1987. 云南植被. 北京: 科学出版社

　　5. 陶君容主编, 2000. 中国晚白垩世至新生代植物区系发展演变. 北京: 科学出版社

　　6. TNC. 1998. The National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Development, Status, and Application

　　7. TNC. 2000. Designing a Geography of Hope, Volume I, II.

　　8. Cox, E H M. 1945. Plant Hunting in China.

　　9. Roy Lancaster. 1989. Roy Lancaster Travels in China-A Plantmean’s Paradise

　　10. David Winstanley. 1996. A Botanical Pioneer in South West China. Experiences and Impressions of an Austrian Botanis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Heinrich Handel-Mazzetti.